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策略
随着2010年末巴塞尔协议Ⅲ的发布，银监会已开始积极推动巴塞尔协议Ⅲ在中国的实施，并正在着手制定包含动态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和流动性在内的四大新监管工具，搭建中国银行业新的监管框架。从上述列举的巴塞尔协议Ⅲ的紧要内容可以看出，新巴塞尔协议着重强调了“逆周期监管”(跨时间维度监管)的重要性，试图通过硬性的量化监管指标熨平金融体系固有的顺周期性所引起的经济波动，而忽视了跨机构维度的监管。笔者认为，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金融监管制度不能一味地局限于从量化指标上满足新协议的要求，而是要立足于中国银行业的进展现状，设计出有利于自身进展和金融稳定的监管制度。
建立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制度
1、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征税。随着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等大型投入银行的相继破产，美国政府立即启动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计划，对这些“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实行注资营救。金融系统的负外部性造成了公共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巨大损失，同时负外部性使资源配置效率受损，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解决负外部性问题上，基于动机的手段优于直接的命令或控制，而“庇古税”则属于典型的基于动机的方式。庇古认为，对产生外部性的行为征收的税收等于边际社会损失，就可以促使经济的竞争均衡重新达到帕累托效率边界。笔者认为，监管部门可效仿美国的联邦存款保险企业(FDIC)，对国内的系统重要性机构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FSC)，将税款积累成为一只“纾困基金”，紧要用于支付未来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救助成本。
从中国银行业进展现状看，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征税只会减少银行当期利润而不会根本削弱银行竞争力。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工、农、中、建、交)全部接受过国家财政的注资，也就是说纳税人承担了银行股改历程中的所有成本。经营管理者经营出色，国有金融资本的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经营管理者经营不善，国有金融资本的损失也由国置之脑后承担。为了避免纳税人在危机期间再额外垫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危机损失，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征收金融稳定税就显得尤为必要。
2、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考虑到中国银行业进展现状，若要控制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限制银行资产规模和降低可替代性的途径并不可取，最有效的方式是降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危机关联度。此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产品的创新只能转移和分散危机并不能减少危机。随着金融衍生品创新程度越来越高，其危机累积程度也会越来越高。因此，加强金融创新监管的重点是强化并表监管和理财产品监管，要求各系统重要性银行切实落实并表制度、理财产品必须做到“成本可算、危机可控、信息真实披露”。监管部门要将金融创新立足于实体经济的有效需求之上，将金融产品创新行为纳入明确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有效规范金融产品创新，将金融创新产生的杠杆放大效应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至最小。
重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
2007年，美国太平洋投入经营管理企业执行董事麦卡利第一次提出了影子银行的概念。2010年9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作证时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除接受监管的存款机构以外，充当储蓄转投入中介的金融机构”，一般包含按揭贷款企业、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结构投入载体(SIV)等。由于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设计非常复杂，而且信息披露并不充分，使得监管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难以识别包含产品危机、对手危机等在内的一系列危机。此外，由于影子银行没有资本充足率指标的硬性约束，虽然其自有资金很少，但业务规模却很大，潜在的信用扩张倍数可能达到几十倍。
从2010年开始，随着我国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国内银行面临强烈的信贷投放冲动与信贷额度限制之间的矛盾。为避开贷款规模的限制，商业银行纷纷推出银信合作、信贷资产转让等“影子银行”业务，导致金融系统蕴藏着巨大的危机隐患。因此，监管部门要特别关注“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稳定带来的影响。首先，监管部门要根据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和业务特点明确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控制金融产品的杠杆率。其次，监管部门应要求影子银行定期或及时向其披露包含产品设计、产品销售、交易方式等方面的信息，提高金融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透明度。最后，要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国际合作。美国的次贷危机迅速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并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与影子银行的国际化进展密不可分。因此，国内监管部门要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建设，与IMF、G20等国际组织加强信息共享、会计准则、法律制度协调等领域的合作，建立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应急机制。
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的配合
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宏观审慎政策：亚洲视角高级研讨会”上对中国当前金融体系所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实行了概括：“国内信贷持续扩张动力仍然较强，跨境资本流动蕴含潜在危机，流动性过多、通货膨胀、资产价格泡沫、周期性不良贷款增加等宏观危机显著上升，金融业资产质量和抗危机能力面临严峻考验”。2008年以来，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中国经济面临着内部通胀压力加剧、外部汇率大战的双重压力，过剩的流动性以及为规避政策限制而不断出现的金融产品也让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目前的货币政策不改变其总量调节基础的状况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监管拥有区别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而且两者难以相互替代，因此加强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之间的配合就显得非常必要。事实上，中央银行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徘徊于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取舍关系，而是如何在当前的经济稳定与未来的经济稳定之间做出决策，即政策的实施必须通过对物价稳定和金融失衡的双重视角来全面评估经济状况。当经济过热迹象出现时，如果货币政策仍然宽松，则任何后续的宏观审慎工具都难以奏效。换言之，宏观审慎监管的结构性调节优势必须以适当的货币总量调节为基础。
因此，为了维护金融环境的稳定，在制度设计上，货币当局和监管当局之间要及早建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对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定期实行磋商，互相及时通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政策执行状况及取向；要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及早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信息中心，防止金融机构从规避金融监管的角度，随意转移金融资产，实行违规操作；要以提高透明度、引导公众预期为手段，定期公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运行状况，向公众表明货币当局和金融监管当局对当前金融运行的态度和看法，通过市场手段调节金融中介，防止或减缓金融市场对金融政策预期产生的震动，保持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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