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牢问题的案例介绍

重庆杨武与吴苹夫妇，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全国乃至世界都开始关注这一事件。民众、法学家、新闻人，讨论的热热闹闹。作为一个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我试图完全以经济学的眼光，对这个问题实行一点解析。

说杨吴夫妇在折迁历程中，借助开发商已经投入的成本，要价太高，不道德，对他人不公平，是这场争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其实，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中是很普遍很正常的行为，经济学称其为敲竹杠，或者是套牢（hold up）。

一个简单的套牢交易例子，可以加深印象：

假定一个项目，甲方已经投入了100元，还需要乙方的投入10，否则这个项目就无法开工。如果乙方不投入，则项目不能开工，甲方的投入也不能收回，甲方将损失100，这时，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向自己支付一定的款项才投入。这时乙方可以要求甲方支付多少呢？他可以要求甲方支付比100元稍微少一点的钱，比如99.99元。因为支付比不支付好，所以甲方会支付99.99元。这就是套牢。一个投入者，防止这件事的发生，是一个正常的投入策略问题，而你没有考虑到，怪得了谁呢？

如果用套牢状况解析这次钉子户事件，那就是，在开发商与当地住户的协商历程中，是一户一协商的，它只要与其中的一户达到协议，那么他的套牢行为已经开始了，随着他与后面的住户达到协议的越多，他被套牢的程度就越来越高。因此越晚达成协议的住户，那么获得的交易价格就会越高。所以，在与开发商达到协议的历程中，越晚达成协议，对自己越有利。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交易现象，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问题。如果你没有预计到这种状况，或者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行为 (应对措施很多)，那只能说明你本来就不应从事这种交易，一旦你介入，那你就应当遵守游戏规则。

我们再举一个相似的更最常见例子，那就是股东对一家企业的收购。如果一家股东因为预计到自己完全掌控一家企业会提高企业价值时，就会收购这家企业。而其他股东预计到收购会提高股票业绩时，在出售股票时，就会提高股价，结果使得收购方就无利可图，最终收购行为有可能不成功。这就是由 Grossman & Hart(1980)的著名文献的紧要思想。

结果，对于一家上市企业，如果有人想收购，那么，他就要对这家上市企业的所有股东，提出要约，按照预先规范的价格收购所有愿意出售股权的股人的股票。如果所有持股人都认为出价不合理，则要约收购将失败。

因此面对存在套牢可能性的交易，确实存在着低于最优交易水平的状况。那么如何处理这种状况呢？是求诸于第三方，确定一个合理的价格吗？非常遗憾，对于这个问题，产权理论没有为第三方的介入，留下丝毫空间，市场规则，无情地把第三方一脚踹了出去。经济理论对于交易价格，从来没有合理的价格一说，只有均衡价格，评估价在所有的经济理论中，从来就没有成为均衡价格的资格。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理论大师，法学大师，竟然在这上面犯了错误。

有人说，土地所有权是国家所有，政府是代管人，所以作为代管人的政府有权力确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现代产权理论，恰恰说明这种产权配置的不合理性。产权理论认为，如果一个项目需要两个投入方，缺一不可，那么，最合理的产权安排方式，就是这一项目，由一方拥有。拿土地和房子来说，要使房子有价格，需要土地，也需要为建房子而付出的投入。没有土地就没有房子。那么，合理的产权配置就应当由房子的一方同时拥有土地。对于产权理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研究，我一直以为，产权利理论的目的，在于明晰产权。然而，当我自己对产权理论学习后发现，我被误导了，产权理论研究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明晰产权，而是研究产权如何配置，才能够克服因为套牢而引起的投入不足的状况。把房屋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分开，这是一种非常荒谬可笑的产权分配制度。有人说，没有土地难道要房子飘在空中？这是对这种荒唐的产权配置政策的绝妙讽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根据产权理论，资产所有人有最终裁决权，那么，土地所有人的代理人政府是不是有最终决定权呢？回答是否定的，所有人的最终裁决权，并不是绝对的。他只能对合同未规范的内容实行裁决权，对于已经在合同规范的条款，所有权人已经失去了最终裁决权，他必须按合同办事，这就是不完全合同理论的内容，也是产权理论的内容。就此房地产来说，关于土地的使用权已经实行了明确的规范，不属于合同未规范的情形，土地所有权代理人的政府，已经不能借所有权来行事权力，他必须按合同实行行事。

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看，产权理论也不支持所谓的合理价格。什么是公共利益？从产权理论角度看，就是实现效益最优化的投入，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投入。套牢使得投入不足，但是通过第三方的介入，引入所谓的评估价格，促使双方达成协议，就能实现最优投入了吗？这显然是一厢情愿，产权理论从来就没有想过这样的解决方案。其实稍微想一下，我们可以知道，除了市场，我永远也不会找到另一个机制，能够发现合理的价格。当无法找到一个合理的价格，如果这一价格定得过低，则会引起投入过度，同样不符合公共利益。我国的房地产投入那么旺盛，已经说明土地价格过低，引起了过度投入，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同样，经济学从来就没有认为过，政府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政府是一个博弈场，永远代表在博弈中最有话语权人群的利益。如果一个人群在博弈中没有话语权，那么这个人群在政策制定中其利益就会排在最未位来考虑。

那么对于重庆这件事，有没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呢？从产权角度看，一个合理的机制可以这样，由当地小区的住权人，以土地所有权入股，组成一个项目企业，筹集资金，委托建筑企业建设楼房。或者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股权实行买卖，如果建筑企业想占有收益，他可以收购项目股东的股份。这种方式既简单又明晰，但是面对土地出让金这个天外横财，政府会放手吗？

因此，可以说，这次钉子户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套牢交易的行为，解决套牢交易并不是求诸于第三方。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第三方确定的公平合理价格，而只存在均衡价格。房屋与土地所有权分离的产权安排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制度安排，是这次事件的发生的根源，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产权安排的重要性。即使政府拥有土地经营管理的代理权，他也没有权力行使最终裁决权。

如果说投入能够带动周围人的福利提升，这属于投入的外部效应。如何将外部效应内部化，始终是经济学上的一个难题。其中一种解决方式是，对于外部负效应，则向产生外部负效应的单位收取费用，如对于污染企业收取污染费。而具备正外部效应的单位，政府则提给资助，以达到最优的社会福利。从本案来说，应当具备正的外部效应，政府理应对其实行补助，现在政府不但从中获得土地出让金，而且要损害原住户的利益。这种匪夷所思的政策，确实不是经济学所能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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